新的瘟疫：真正的危险

医学的飞速发展，已将众多疾病从世界上放逐，许多顽疾也得到相应的控制。但最近的证据表明，我们有可能失败，瘟疫流行的时代也许并未一去不复返。

在每个人都能为减少对环境的多重威胁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种暗淡的前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久已消失的疾病又偷偷溜了回来。为消除这些危险，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从思考艾滋病入手，毫无疑问它是我们现代世界正在经历的最接近灾难的东西。艾滋病似乎在非洲已失去控制，在前苏联的某些地区也很可能如此，它已经对东南亚的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在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教育计划的实施和公众的警觉性也许使艾滋病抑制在风险度高的人群之内。存在着发现一种有效治疗方法的希望，但是很可能第三世界小国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高昂的费用。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如果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国家都屈服于艾滋病，富裕国家也逃脱不了危机，因为“西方”生活方式所需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极大地依赖于发展中国家。

从此观点出发，我们可以预先考虑几种可能性。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可能会“空掉”，受苦的和垂死的人得不到什么帮助，现存政治秩序的崩溃不可避免地带来长久的种族冲突。换句话说，那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非洲的索马里或亚洲的柬埔寨，它将扩展到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如果是那样，西方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在原材料来源枯竭时，它也许会降低或改变它固有的生活与防御标准，它会认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是不可接近的，不在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考虑之内。它会愚蠢地认为这些地区毫无价值，任其自生自灭。两种选择中，经济需要将占上风。原材料供应的解决将恢复到古老的殖民地方式———建立防卫严密的孤立地区，在里面可以进行铜、铬、钴、金子和其他重要金属及矿物的开采，劳动力也许会利用相对安全的国外移民。新殖民政权的生活将明显地更加奢侈，但大体上会保持和从前一样。西方的自由良知不可能忍受这样的选择，然而至少有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重建已经解体并日益无政府主义的苏联，它的矿产十分丰富。重建它，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而是作为一个经济资源，这会使苏联人民和西方人同样受益。这至少是和二战后希望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自负。

对遭受艾滋病摧残最重的国家，更人道的选择完全依赖于政治意愿。必须找到决心和资金来对付所有的疾病，而不单单是艾滋病。必须彻底、全面地对疾病展开斗争，并且要保证不使它们带着更大的毒性卷土重来。要达到这样一个远大目标，将需要大量的资金、想象力和人力资源，并且不仅仅限于西方（也许这一点最为关键）。根深蒂固的腐败和互相戒备的习惯必须打破：西方将不再可以对非洲的弥尔顿·奥博特或蒙博托这样的腐化贪污者漠然视之。在亚洲也存在这样的人，他们靠贪污外国的资助而成了亿万富翁，而同时他们的人民却在受苦、挨饿、死亡。达到那样的变革深度的机会很小，但是不如此，打破疾病对第三世界的扼制也同样没什么可能性。

这样的前景是暗淡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推测和计划有多么现实。可以肯定，HIV感染在第三世界的急剧扩散将带来极端的悲观主义。比较一下80年代中期做出的预测和在欧美呈现出的沮丧事实，是极有启发的。

1986年，伦敦中性医院的安妮·约翰逊医生和迈克尔·阿德勒医生得出的数据表明，到1992年止英国将有3万人被HIV感染，累计死亡人数为9000人。事实上，1986年1992年间统计的新感染HIV的总人数为14119人，甚至到1995年底为止，也“只有”7346人死于艾滋病。

1986年6月，美国卫生部预测，5年内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以十倍的速度增长。当年，死亡12000人；1991年，也就是5年后，死亡36242人。这计算显然有问题———也许一部分的原因是1986年艾滋病死亡人数几乎是1985年的两倍，而艾滋病发病人数从1982年到1985年逐年翻番，从1985年的11843人跃升至1986年的19149人。前景确实严酷，但是这些预测没有考虑到公众教育的效果、疾病在高风险人群中的自我限定性，同性恋社区成员有时也会勇敢地去劝说他们的同伴小心病毒的威胁。这些因素都使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率没有达到预测的高度。教育努力已取得如此的成功，以至1996年12月《时代》杂志对美国成年人所做的调查中，有90％的人同意“艾滋病是每个人都需要忧虑的事情”。1992至1996之间，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HIV和艾滋病感染率分别以13％和14％的比率下降，而在欧洲只增长了2％。在美国，1996年间新的HIV感染绝大部分（83％）来自同性恋和静脉注射的吸毒者。